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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軍等 | 亞洲經典著作互譯計劃:戰略意義與實施路徑

來源:中國出版 作者:cctss 時間:2022-11-03 13:23

 

摘要

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上關于“中國愿同有關國家一道,實施亞洲經典著作互譯計劃”的重要倡議精神,從2019年起,國家新聞出版署開始實施亞洲經典著作互譯計劃。這對于新時代中國出版走出去,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亞洲經典著作互譯計劃實施3年來,有關部門和單位克服國際形勢變化,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不利影響,推動工作取得重大進展。同時,也要清晰地看到在項目實施過程中所面臨的乃至未來還可能面對的多重挑戰。要進一步強化政治意識,壓實主體責任,鍥而不舍、行而不輟,匯聚起戰勝前進路上各種艱難險阻的偉力,圓滿完成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交付的神圣而又光榮的任務。

 

原文刊登于《中國出版》2022年20期

原題為亞洲經典著作互譯計劃:戰略意義與實施路徑

 

2019年5月15日—22日,有亞洲47個國家和地區以及其他國家政府官員和文化、教育、影視、智庫、媒體、旅游等領域代表共計2000余人參加的亞洲文明對話大會在北京舉行。大會既覆蓋亞洲又向世界各文明開放,具有開創性和標志性意義,是一次中外文明大交流、多元文化大匯聚、多國民眾大聯歡的文明盛事。習近平總書記出席大會開幕式并發表題為《深化文明交流互鑒,共建亞洲命運共同體》的主旨演講。

作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總設計師,習近平總書記洞察國際風云、把握時代脈搏、引領世界潮流,在演講中指出:“我們既要讓本國文明充滿勃勃生機,又要為他國文明發展創造條件,讓世界文明百花園群芳競艷。文明之美集中體現在哲學、社會科學等經典著作和文學、音樂、影視劇等文藝作品之中?,F在,大量外國優秀文化產品進入中國,許多中國優秀文化產品走向世界。中國愿同有關國家一道,實施亞洲經典著作互譯計劃和亞洲影視交流合作計劃,幫助人們加深對彼此文化的理解和欣賞,為展示和傳播文明之美打造交流互鑒平臺。”[1]

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國愿同有關國家一道,實施亞洲經典著作互譯計劃”重要倡議精神,從2019年開始,國家新聞出版署正式啟動實施亞洲經典著作互譯計劃。2021年12月,國家新聞出版署印發的《出版業“十四五”時期發展規劃》又將其列為出版走出去的重點工程。[2]

 

戰略意義:

新要求、新底氣、新機遇

 

亞洲經典著作互譯計劃的提出和實施,對于新時代我國出版走出去,具有重大戰略意義。自2003年1月全國新聞出版局長會議提出走出去戰略至今 ,[3]業已歷經近20年。20年間,出版行政管理部門先后出臺一系列推動出版走出去的重大工程項目。這包括以書為媒的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圖書版權輸出獎勵計劃、絲路書香工程和圖書“走出去”基礎書目庫等,以企業和地區為抓手的重點新聞出版企業海外發展扶持計劃和邊疆地區新聞出版走出去扶持計劃,以及以傳播渠道為重心的中國出版物國際營銷渠道拓展工程等。[4]這些工程項目基本都出自出版行政管理部門之手。亞洲經典著作互譯計劃則是由習近平總書記親自倡導,是黨中央交予出版界一項神圣而又光榮的任務,充分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對出版業發展的高度重視,體現了黨中央對出版走出去工作的殷切希望。著眼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習近平總書記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上系統闡明了中國的文明觀,提出堅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堅持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堅持開放包容、互學互鑒;堅持與時俱進、創新發展。[5]這些為亞洲經典著作互譯計劃的實施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為新時代我國出版走出去注入了強大動力,同時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加速演進,大國博弈、全球疫情、地區沖突,逆全球化復雜因素相互影響交織疊加,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受到嚴峻挑戰。在線下出版走出去工作中,人出不去、進不來,學術交流、國際書展等方式都受到阻礙,出版走出去面臨“更多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6]遭遇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對此,不少業內外人士對我國出版走出去能否更進一步流露出這樣或那樣的擔心和憂慮。而從3年多的探索和實踐來看,亞洲經典著作互譯計劃的提出和實施為亞洲乃至世界各國文明開展平等對話、交流互鑒、相互啟迪營造了良好輿論氛圍,有助于國家間找到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的“最大公約數”“行動路線圖”。由此,也贏得許多亞洲國家的積極響應。這對于新形勢下我國出版走出去增強了百倍信心,增添了新的更加充足的底氣。

《出版業“十四五”時期發展規劃》錨定亞洲經典著作互譯計劃、對外翻譯出版工程、中國出版物國際營銷渠道拓展工程和國際出版版權數據庫建設等四大“出版走出去工程”。[7]其中,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絲路書香工程等對外翻譯出版工程是出版界業已實施多年的傳統對外翻譯出版工程項目。中國出版物國際營銷渠道拓展工程是一系列出版物對外推廣活動,包括組織出版單位參加國際書展,舉辦重要國際書展中國主賓國活動和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以及中國圖書春節聯展等。而國際出版版權數據庫建設主要目的是收集分析出版物進出口、版權引進輸出有關數據,為出版走出去提供基礎性服務。與這三項工程項目的設計不同,亞洲經典著作互譯計劃看似僅是一個專項而非一組工程項目,但其涉及上上下下、方方面面,既要對外聯絡、確定簽約,又要提供書目、推廣落地。尤其是面對一些經濟欠發達國家,不僅需要把我國翻譯出版的圖書在其宣介,還要幫助其圖書翻譯出版乃至在我國傳播落地。亞洲經典著作互譯計劃的實施還要改變目前我國引進歐美圖書較多,引入其他國家書籍較少的不平衡狀況,以達到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的目的。這也使得項目的實施更具緊迫性、復雜性和艱巨性,對于新條件下我國出版走出去帶來全新挑戰,同時也提供了更新的發展機遇。

 

重大舉措:

抓簽約、選書目、定任務

 

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亞洲經典著作互譯計劃實施3年來,有關部門和單位克服國際形勢變化,以及國內外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蔓延帶來的嚴重影響,通過各種渠道聯合亞洲各國政府,以及出版、教育、文化和外交等各行各界,充分利用民間文化交流和公共外交相結合的渠道,推動工作取得重大進展。

2020年12月8日上午,在以視頻形式舉辦的第十六屆中新雙邊合作機制(JCBC)會議上,中新雙方國家領導人共同宣布中新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新聞出版署與新加坡共和國文化、社區及青年部關于經典著作互譯出版的諒解備忘錄》等事項。[8]這是自亞洲經典著作互譯計劃啟動以來,我國與亞洲國家之間簽署的首份經典著作互譯出版備忘錄,引發亞洲其他國家強烈共鳴和國際社會的熱烈反響。

2021年恰逢我國與巴基斯坦正式建立外交關系70周年、與伊朗正式建立外交關系50周年、與老撾正式建立外交關系60周年,2022年我國與阿塞拜疆正式建立外交關系30周年。借此東風,我國分別與這4個國家簽署國別經典著作互譯出版備忘錄。尤其是2022年2月6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來華出席北京2022年冬奧會開幕式的吉爾吉斯斯坦總統扎帕羅夫。時任中央宣傳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長王曉暉代表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署與吉爾吉斯斯坦文化、信息、體育和青年政策部部長賈滿庫羅夫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新聞出版署與吉爾吉斯共和國文化、信息、體育和青年政策部關于經典著作互譯出版的備忘錄》。由此,將亞洲經典著作互譯出版簽約工作推向高潮。[9]截至2022年10月,與我國簽署經典著作互譯出版備忘錄已達到9個國家(詳見表1)。

 

表1 亞洲經典著作互譯計劃項目啟動以來
簽署國別備忘錄情況一覽表

 

按照與這9個國家所簽署的經典著作互譯出版備忘錄有關內容,從簽約日起5年內,雙方將相互支持對方國家經典著作在本國翻譯出版。為此,雙方要遴選出本國最為經典、最為重要、廣受好評的50—100種圖書供對方選擇,再由雙方出版、語言、人文、外交等相關領域專家組成的聯席專家委員會,以友好協商方式各選出25部作品進行翻譯出版或雙方共同翻譯出版50部作品。當然,一方有權依據本國法律對另一方所提供的圖書作出最終決定。

中方亞洲經典著作互譯計劃專項工作辦公室精心遴選了102種中國經典著作,作為亞洲經典著作互譯計劃中方首批推薦書目。其中,包括《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之江新語》《擺脫貧困》《知之深 愛之初》《論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習近平談“一帶一路”》《習近平講故事》等習近平總書記相關著作11部,《歷史的軌跡: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新中國70年(中、英文版)》《歷史唯物主義與當代中國》《從啞鈴到橄欖:亞太合作安全研究》《民主的中國經驗》《仁學本體論》《中國佛教哲學要義》《中國哲學簡史》《論道》《鄉土中國》《解讀中國經濟》《社會主義經濟論稿》《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國史綱要》《中國思想史》《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簡本)》《故宮營造》《美的歷程》等哲學社會科學類圖書38種,《周易譯注》《詩經譯注(修訂本)》《論語譯注》《唐詩三百首》《宋詞三百首箋注》《元曲三百首》《資治通鑒》《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啟功注釋本等古代著作23種,《魯迅小說全集(丁聰插圖本)》《家》《四世同堂》《子夜》《圍城》《邊城》《呼蘭河傳》《曹禺話劇作品集》《創業史》《受戒》《美食家》《棋王 樹王 孩子王》《人生》《白鹿原》《活著》《塵埃落定》《解密》等現當代文學作品25種以及《寄小讀者》《寶葫蘆的秘密》《我是花木蘭》《盤中餐》等兒童文學書籍5種。這批圖書生動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精彩詮釋了當代中國價值觀念,大力弘揚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充分展示了當代中國發展圖景,積極呈現了人類共同價值追求。由此,贏得了業內外專家學者的一致好評。

與此同時,雙方還各自指定一家或多家出版機構作為承辦單位具體負責項目的實施。根據意愿、條件、基礎、資源等要素,經過專家評審,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江蘇鳳凰出版傳媒集團、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商務印書館、云南大學出版社、遼寧出版集團、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和天津出版傳媒集團等出版單位在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分別成為我國與新加坡、巴基斯坦、韓國、伊朗、老撾、亞美尼亞、吉爾吉斯斯坦、阿塞拜疆和蒙古等國經典著作互譯計劃項目中方主承辦單位。為保障項目順利實施,對所涉及圖書內容、購買版權、選擇編輯和翻譯以及圖書的設計、出版、印刷發行等方面事宜,由聯席專家委員會聯席秘書處負責協調解決,并監督項目的推進工作。

 

主要挑戰:

聯絡艱、翻譯缺、落地難

 

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也應清醒地認識到,在亞洲經典著作互譯計劃項目實施期間,國際形勢發生的巨大變化,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使項目實施面臨著不小的困難和多重嚴峻挑戰。其中,聯絡不暢、翻譯短缺、落地困難是制約項目實施乃至未來還可能會面對的主要障礙。

與列入《出版業“十四五”時期發展規劃》中的其他“出版走出去工程”不同,實施亞洲經典著作互譯計劃首先必須與相關國家簽署國別經典著作互譯出版備忘錄。簽約成功后,還要成立聯席專家委員會,選出擬翻譯出版書目供對方選擇,各自指定或遴選一家或多家出版機構負責項目的具體實施等。所有這些,都需要進行大量的協調溝通工作。而大多數亞洲國家仍屬于發展中國家,與我國相比經濟普遍落后,人力、物力、財力有限,有些國家對項目的實施能力不足。還有些國家由于與我國在文化背景和意識形態方面存在差異,對我國政治制度、管理方式等需要不斷溝通達到認同。再有些國家民族宗教矛盾尖銳、社會環境錯綜復雜,不時發生爭端沖突。這些困難和障礙不是坐在家里“紙上談兵”就能解決,許多需要親赴對方國家進行現場協調談判。由于疫情原因,聯系協調大多依賴于電話、郵件,對外聯絡溝通工作異常艱難。 

目前,除我國外的亞洲47個國家和地區涉及20多種語言,其中相當一部分屬于小語種。譬如,哈薩克語、吉爾吉斯語、塔吉克語、烏茲別克語、土庫曼語、印尼語、越南語、菲律賓語、柬埔寨語、緬甸語、尼泊爾語、老撾語、普什圖語、僧加羅語等。而國內這方面的小語種翻譯人才少之又少,有些甚至就沒有。加之譯文絕大多數由我國非母語譯者完成,其對亞洲其他國家的思維方式、表達習慣、語言使用等不可能完全掌握,與簽約國讀者閱讀表達習慣難免存在差異,勢必影響項目預期的效果。

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前,我國出版社對外傳播工作基本是通過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中國圖書進出口總公司、中國出版對外貿易總公司、中國教育圖書進出口公司以及各地出版進出口公司等渠道來實現。[10]進入新世紀,特別是出版業實施走出去戰略以來,出版行政管理部門配套出臺一系列面向出版單位走出去的工程項目,由此極大激發了其走出去的積極性和能動性。許多出版社走出去的熱情空前高漲,也取得不錯的成績,為出版國際傳播、提升中華文化軟實力發揮了重要作用。近些年來,一些出版社積極實施“本土化”運作,建立了諸如 “尼山書屋”“中國主題編輯部”等海外機構推動走出去工作。但對國內大多數出版社而言,仍然缺乏在境外從事出版傳播業務必要的渠道和資源。而亞洲經典著作互譯計劃絕不是單向的外宣推廣或傳播,而是對簽約雙方經典著作翻譯出版后落地有著效果檢驗的具體要求,這對承擔或即將要承擔項目的出版單位設定了非常嚴格的條件。

 

應對之策:

廣交友、納賢才、驗效果

 

針對亞洲經典著作互譯計劃在實施過程中面臨的乃至未來還可能會面對的聯絡不暢、翻譯短缺、落地困難等多重障礙,作為項目參與者,結合自身心得體會,提出以下對策建議,僅供有關部門和單位參考。

廣交朋友、善交朋友,不斷拓展聯絡溝通渠道,保證項目健康持續安全推進。目前,我國已與新加坡等9個國家完成簽約工作,與孟加拉國、菲律賓、土耳其、尼泊爾、烏茲別克斯坦等國簽約工作也在有條不紊地籌備中,還進行了哈薩克斯坦、印度、馬爾代夫、沙特阿拉伯、文萊、土庫曼斯坦等國簽約前期調研和渠道疏通等工作。盡管如此,仍有20多個國家需要接洽溝通,完成簽約以及簽約后的落實工作,任務緊迫艱巨。要廣交朋友、深交朋友,尤其要交那些關鍵環節說得上話、幫得上忙、辦得成事的真朋友、鐵哥們。注重日常、做在平常,真誠相待、以心交心,深入而有效、耐心而細致地開展全方位多層次的聯絡協調溝通工作。既要與各國政府包括駐華大使館打交道,又要充分發揮民間外交和公共外交的特殊作用。要針對不同國家的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方法,因人施策、因地制宜、因時制宜。要通過擺事實說服人,展形象打動人,談情感感染人、講道理影響人,找準話語共同點、情感共鳴點、利益交匯點,進一步擴大朋友圈,不斷增進友誼的深度厚度廣度。在此方面,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五洲傳播出版社、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總公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商務印書館等出版單位的成功案例,值得很好研究和借鑒。

充分發揮外專和漢學家的重要作用,中國內容國際表達,高質量完成項目的翻譯工作。隨著各簽約國書目的相繼確定,書籍翻譯工作也將陸續展開。作為承擔項目的出版單位要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以“千金買馬骨”的開放性思維,廣納國內外翻譯人才。不僅要使用那些熟知相關國家和地區文化背景的國內優秀翻譯,更要用好知華友華的外籍人士。20世紀90年代,我國著名清史研究專家朱維錚教授在與享譽世界漢學界的加拿大籍史學大家卜正民就外國人看中國與中國人看中國的異同時談道:“你想象中國是一個僅有一扇窗戶的房間。我坐在房間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中,而你在房間外頭,只能透過窗戶看見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訴你屋內的每一個細節,但無法告訴你房間所處的位置。這一點只有你才能告訴我。這就是為什么中國歷史需要外國學者。”[11] 2022年7月20日,匯聚61國、105位成就卓著漢學家與翻譯家的世界漢學家理事會在北京語言大學成立。這些漢學家與翻譯家都是自覺自愿報名加入理事會,其中不乏一些國際知名學者。有關部門要逐國“激活”這些漢學家,利用其專長加強對項目圖書翻譯質量的把關,保證翻譯的內容既忠實原意又符合目標讀者的閱讀習慣,使其真正發揮講述中國、親睦亞洲、聯系世界的關鍵作用。 

針對項目圖書落地,開展圖書閱讀調查,檢驗輸出傳播效果。關于出版走出去效果評估工作,目前國內有專家學者設計了一些評估方法和評估指標,其中的一些具有較高的理論和學術價值。對于亞洲經典著作互譯出版項目來說,不管是評什么、怎么評,書籍無論是賣出去還是送出去,最終要落實到有沒有人看、誰看了、看得效果如何等關鍵環節上。對此,既簡潔而又直接的評估方法即是開展項目圖書在當地讀者的閱讀調查工作。調查既可以委托當地或世界上一些知名市場調查公司,也可由我國第三方機構來承擔。通過對項目圖書開展閱讀監測調查,真正檢驗出亞洲經典著作互譯出版項目在目標國實際傳播的效果,在主要受眾中的口碑影響。

 

結語

 

亞洲經典著作互譯計劃實施成功與否,對于我國出版業走出去乃至亞洲文明交流互鑒、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意義重大、影響深遠。要牢牢把握世界、時代、歷史賦予難得的戰略機遇,認真總結亞洲經典著作互譯計劃實施3年來的典型經驗,不斷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精心組織、深耕細作、文火慢燉,把亞洲經典著作互譯項目打造為體現中華文化精髓、反映中國人審美追求、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具有當代價值的優質文化品牌,成為我國與亞洲各國出版交流合作的“經典”,成為外國讀者讀懂新時代中國、讀懂中國共產黨的權威讀本,讓中國的故事更加真實生動精彩,讓中國的形象更加可信可愛可敬。

 

參考文獻

[1][5]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論黨的宣傳思想工作[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371,370

[2][7]國家新聞出版署. 出版業“十四五”時期發展規劃[J].中國出版,2022(3)

[3][4]范軍.“十三五”時期我國出版走出去發展報告[J].中國出版,2020(24)

[6] 新華網.習近平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的講話[EB/OL].https://politics.gmw.cn/2020-08/25/content_34115756.htm

[8]章紅雨.中新簽署關于經典著作互譯出版的諒解備忘錄[N].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 2020-12-10

[9]史競男.中吉簽署關于經典著作互譯出版的備忘錄 開啟兩國人文交流互鑒新階段[N].人民日報, 2022-02-07

[10]范軍,谷征.我國出版國際傳播體制的構建、改革與創新 [J].中國出版,2021(24)

[11]馬建紅.生活細節中的歷史[N].北京青年報,2021-12-04

 

 

 

 

作者簡介

 

范軍,曾任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中國書刊發行業協會第六屆副理事長,全國新聞出版行業領軍人才,第七屆中華優秀出版物論文獎獲得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和成果、絲路書香工程、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中國國家版本館展示書目、全國出版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考試等評審專家,“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出版專題展”咨詢專家,《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三版)新聞卷、出版卷三審專家。多次參加中央文件、中央領導同志講話的起草工作,主持完成中宣部、原新聞出版總署、原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多項重大調研報告和重大課題。其中數篇獲相關領導同志批示肯定。發表理論文章和論文200余篇,其中30多篇文章被《新華文摘》、人大復印報刊資料全文轉載。還分別在《人民日報(內參)》《光明日報(內參)》等發表文章10余篇。主編撰寫《新中國新聞出版業70年》《中國新聞出版業改革開放40年》,2013年至2020年歷年《中國出版業發展報告》,2013年至2019年歷年《國際出版業發展報告》,2008年至2019年歷年《中國版權產業的經濟貢獻》專著等。其中數部版權被輸至美、英、日等國家。

 

劉釗,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研究實習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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