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費的《荀子》翻譯與研究_國際漢學研究——漢學,漢學家,漢學研究,sinology,china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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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費的《荀子》翻譯與研究

來源:《漢風》第一輯 作者:李明濱 時間:2021-02-01 16:13

摘要:本文回顧了作者早年與俄國著名漢學家費奧克蒂斯托夫的交往經歷,尤對其所做的《荀子》翻譯與研究進行了高度的評價。以為在其學術生涯中實現了三項“兩個并舉”:翻譯與研究并舉,學科研究與專題研究并舉,科研與教學并舉.由此這也決定了“老費”的這一著述具有三個方面的鮮明特點。
 
俄國漢學家費奧克蒂斯托夫(
Феоктистов,Виталий Фёдоpович)有深厚的漢文功底。他1954年畢業于莫斯科東方學院,曾于20世紀50年代(1954~1958年)來華擔任國務院外國專家局蘇聯專家翻譯組組長。工作期間,他經常抽時間來北大哲學系,向中國古代哲學史家梁啟雄請教。后來還拜梁為師,系統學習中國古代哲學,研讀《荀子》,堅持約近一年,讀通了全書。梁啟雄系著名革命家梁啟超之胞弟,畢生治學,荀子是他的一個研究重點,著有《荀子簡釋》(1956)。他悉心指導費氏,使后者不但在古代哲學領域,而且在釋讀古文作品方面都大有進益。這樣算起來,費氏和我還是北大的老同學。不過我們從相熟到相知,還是20世紀80年代我國改革以后的事。我多次訪蘇,他多次來華,熱心參與中國傳統文化學術會議,發言激烈,暢論儒家哲學對當代文化建設的意義。1999年10月于北京舉行的那次國際儒學學術會議宣布,費氏被聘任為“國際儒學聯合會”的顧問,而他的一位同伴,佩列洛莫夫(Л.С.Переломов)則當選為理事。佩氏還是俄羅斯孔子基金會的理事長,外號有“莫斯科的孔夫子”之稱。

老費在1996年夏,曾會同4名漢學家應邀來京參加北京思奮文化科學研究所舉辦的“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學術會議,獲贈由孔范今、桑思奮等主編的《孔子文化大典》,黃卓越、桑思奮主編的《中國大書典》(兩部巨型辭書均由中國書店1994年出版,各有約280萬字)以及其他古籍。他們如獲至寶,尤其費氏還談到這些辭書與古籍對他們研究工作的作用和意義,非常佩服中國學者在改革開放不久,就迅速編出如此眾多的傳統文化叢書,為中華文化的國際傳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費氏在會上的發言也很精彩,極受與會者的欣賞。此后,大家會面時都親切地叫他“老費”。

自20世紀50年代末回國以后,他長期在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任職,研究中國哲學,1972年以荀子為主題的學位論文獲副博士學位,1992年任該所東亞精神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莫斯科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專業教師。1994年起任國立俄羅斯人文大學兼職教授,講授中國哲學史等多門課程,并培養多位研究生成為漢學家,如當今在該校哲學系任教的斯塔羅斯京娜(VasilevichStarostin)。


老費從1955年首次發表《荀子》譯文3篇開始,隨后于1993年再譯《荀子》6篇發表,以此作為撰寫學位論文的準備。1976年增譯2篇,合共11篇,全數收錄在其學位論著《荀子的哲學觀與社會政治觀·研究與翻譯》(1976年莫斯科出版)。至2005年,這部專著增訂版再增譯1篇,達12篇,占《荀子》總數32篇的三分之一。依照發表的譯文次序,這12篇為:《勸學》《天論》《樂論》《修身》《非十二子》《王制》《富國》《禮論》《解蔽》《正名》《性惡》《不茍》。

考察俄國漢學界,系統研究荀子,并為此花去畢生精力的唯有費奧克蒂斯托夫一人,他的專著也是俄國迄今唯一的荀子專論。這部專著2005年增訂版書名改為《荀子哲學論文集(研究與翻譯)—一個漢學家的思考》,共432頁。書中分專論和譯作兩部分。專論設三章:一、荀子的生平與時代背景;二、荀子的哲學觀;三、荀子的社會政治觀。作者在卷首用一段文字對荀子思想的要點、內涵和歷史地位做了精要的概括,其文如下:“古代中國百科全書式的思想家荀子(公元前313~238)論斷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他的著作是公元前四世紀至三世紀中國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系統論述的光輝篇章,反映了本體論、認識論和倫理學問題。”

作者進一步論析,在哲學思想上,荀子具有先秦樸素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在社會政治觀上,荀子表達了治國、理政、和諧社會的理想,即“隆禮尊賢” “重法愛民”,實施“王道”而反對“霸道”。此外,老費特別重視《非十二子》和《解蔽》篇的價值,認為那是對戰國諸子思想最有力的概括和評析,尤其對道、儒、墨、法等六家十二子理論的分析,最有助于外國學者了解先秦哲學思想的論爭,仿佛是當年思想史的資料庫。這也是他在大學里講授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史的依據。

總體觀之,老費的學術傳承了蘇聯時期漢學宗師阿列克謝耶夫(Aleksyev,Vasiliy Mihaylovich 1881~1951)院士(被我國大作家郭沫若尊稱為“阿翰林”)開創的俄國漢學學派的優良傳統,實現了三項“兩個并舉”:翻譯與研究并舉,學科研究與專題研究并舉,科研與教學并舉。這也決定了該專著有如下三大特色。

 一、翻譯選材精到,學術論析中肯。他選譯的材料都有明確目的,在通讀以及全面釋讀的基礎上,選譯相關的篇章,以闡釋荀子的主要論點,而其中又重在疏解荀子的哲學觀和社會政治觀兩個方面,直至確定荀子的學術地位和歷史作用。是故老費的專著從初版到末版都標明既為專著,又有譯作。猶如幾位前輩的著述,比如阿翰林的《詩品》研究、論著,半是研究論文,半是對原著《詩品》的翻譯?;蛉绨铝值摹短諟Y明及其詩歌》一書,前一半是評介,后一半為譯詩。老費當然還在書中輯入了大量豐富的史料,包括歷代學人對原作的注解與評析,以及國外研究家關于《荀子》的評論。

二、譯文準確,文辭優美,兼具哲學論文和普通散文風格。老費從學科綜合研究出發,旨在通曉中國古代哲學和哲學史,又將荀子視為典型的個案。據云,經導師梁啟雄的輔導,他不但讀通了《荀子》全書,而且學會了如何借助辭書研讀古文,以及吸收歷代注家解釋精義等的一整套“訓詁學”本領。由此而甚至認為:古書的俄譯,必須依據文言文,不可依據現代人的白話文即“釋譯本”,以避免釋義上的誤差,以訛傳訛。老費認為,《荀子》既是哲學論著,又是古代散文作品,因此翻譯字詞也必須兼顧此兩個層次。比如對于“君子”一詞,他先列出漢語讀音的俄文拼寫,再做長篇的解釋,一解從儒學觀,以為其應是謹守禮、義、孝、誠等規范的“大人”,而與“小人”相對立。且在古代中國系屬于有地位的上層人,與“下層人”相對立。另一解從通俗觀,認為其屬于“高尚的人”,此也義近墨家和法家的說法,故老費使用了另一個俄文詞(漢文可譯為“完人”)來對譯之。在翻譯過程中,老費既注意盡量找出兩種文字的“等值詞”,以忠實于原意,又試圖著力傳達荀子優美的文辭和犀利的文風。難怪俄國漢學同行(如佩列洛莫夫等)稱贊這本譯文達到了文本的準確性和可讀性的完美結合,幾乎看不出是譯作,而酷似俄國的文學作品,試以《勸學》篇的一段文字為例:
 
Я пробовал целый день размышлять, но не получил и того, что дало бы даже кратковременное учение. Я пробовал глядеть вдаль, поднявшись на цыпочки, но не увидел того простора, который видно с высоты. Когда стоишь на высоком месте и зовешь кого-либо рукой, рука не становится от этого длиннее, однако её видно издалека. Если крикнуть по направлению ветра, голос не станет от этого сильнее, однако слушающий слышит его очень отчетливо. Если ехать в повозке, запряженной лошадями, ноги не станут от этого быстрее, однако можно переплывать большие и малые реки. При рождении совершенный человек не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других. [Он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остальных тем, что] умеет опираться на вещи.
 
(“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于物也。”)
  
像這樣的俄譯文,不但貼近原著,簡潔樸素,而且讀起來朗朗上口,并似特意地押韻,大具俄文的韻味!

三、疑難譯點,提供備案,留待斟酌,避免造成誤釋。老費的學術生涯逾50年,雖然一向致力于學院式的研究。但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1974年)起就在兩所高校兼任教職,既教學生如何研讀古文經典;又講授自身對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研究的心得。面對學生,既要盡責,正確引導,又不能強以不知而為知;面對學術,既要大膽探索,又不能把問題當結論。毫無疑問,近30年來的教學實踐,持續地深化著他對荀子的研究。而隨著他對荀子研究的逐步深入,又進一步推動著他的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和哲學史的教學,尤其是養成了一種對圣賢的敬畏和忠誠。而兩方面相輔相成,恰是得之于前輩老師阿翰林的經驗。后者作為俄國漢學界的宗師,其嚴肅認真的態度令人敬佩。比如阿翰林在翻譯《詩品》出版時,生怕誤釋誤導學生,干脆把文言文原著分段對照附于譯文之后,以供學生、讀者正確釋讀和驗證譯文。

而老費凡遇關鍵問題,有難點或疑惑,又總是會多出備案。像《勸學》這樣廣泛流傳的名篇,文題當然很是重要,最初譯為”убежраю  учитъся”,發表于1958年《東方文藝》第二卷(189頁),使用的是動詞第一人稱,表達作者的主觀意愿,因為原文一再宣示“我”要如何、如何(“吾嘗終日而思……”、“吾嘗跂而望矣……”)。但通讀全文,譯者又感悟這里講的主要還是勸人求學上進、修身養性,以臻于完人,因此其實是一篇勸世之作,并具有廣泛宣告的意義,似應譯成動名詞為好,于是便去掉了個人主體性的含義,翻譯為“наставление к учёбе”。兩種譯法孰優?譯者未敢匆促定奪,便將二者并列為文題。于是隨后發表于各種選本的譯作,均為兩譯名并置。直到2005年的譯本,才最終定案,選入后一種譯法。

又如《不茍》篇,原文本來就含義深奧,文字也費解,老費初譯為“Не пренебрегатъ ритуалом”(不輕視禮法),而且這一譯法也流傳許久了。后來再想,如果加入“禮法”,就把“輕視”的對象具體化了,不是原文所指稱的比較抽象的意思。應當將譯文改為泛指,才符合這篇說理的文章。是故該書末版又做了更改,定為“ничего напрасного”(不顧一切),簡潔明了,更符合原義。如此字斟句酌的例子還有很多。老費在俄國漢學家中也因此別具一格。他與我的談論中,常涉俄文譯詞的正反事例。如說曹禺的劇作《北京人》,有人俄譯成一般的“北京居民”,而他則細察作品的內容,譯為周口店的那個北京猿人。又如魯迅的《藥》,老費不同意俄譯為通常使用的治病之藥,而肯定我的發現:像謝曼諾夫那樣譯為“藥劑”,我們由此也一同夸贊謝氏的認真細致態度。

我們慶幸有老費這樣的漢學家,使得《荀子》能在俄國廣為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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