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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民:在翻譯中遇見中國

來源:中國文化譯研網 作者:趙文秀 時間:2021-05-24 19:57

杜光民,緬甸翻譯家,中國文化譯研網(CCTSS)資深會員。他致力于中國文學的翻譯工作,積極向緬甸讀者推廣中國文學。他的主要翻譯作品包括:《論語》、《圍城》(錢鍾書著)、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的長篇小說《蛙》、《生死疲勞》、《紅高粱家族》等。即將出版的譯作:余華的長篇小說《活著》。他曾獲得2008年緬甸國家文學獎翻譯獎、2015年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青年成就獎。

一、閱讀是翻譯的開始
 作家通過文字打破了時空交錯的壁壘,使他們的整個人生連同其創作的作品在不同時空里,依然會被人們一次次地翻閱,作者和閱讀者們就在這來回翻閱紙張的指尖相遇。作家的經歷以及他筆下的故事,也通過這一張張來回翻閱的白紙黑字,對人們的現實人生帶來了或大或小的影響。
對杜光民(Kaung Min)而言,正是從閱讀開始,他一步一步走上了翻譯之路。童年時讀到柯南·道爾的作品,不僅讓他遇見了文學,也讓他自己有了最初的夢想,醫學和文學像兩粒種子在心底慢慢萌芽。“我上大學的時候是學醫學的,我從小就非常喜歡福爾摩斯偵探小說,并羨慕其作者柯南·道爾,夢想長大以后要像他一樣既是醫生也是作家。” 讀大學時,一所緬華圖書館不僅能讓他打發閑散的時間,也更讓他接觸到了許多中國作家的文學作品,嘗試翻譯中國的文學作品也就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在仰光,我家附近有一所緬華圖書館,我上大學時,經常會到那兒看一些中國的圖書。那里收藏了一些中國的四大名著及魯迅、老舍等大作家們的作品,當然,還有錢鍾書的《圍城》。我翻譯的第一部和第二部中國圖書就是在那兒發現的。”在這所緬華圖書館里,杜光民肆意享受著閱讀帶給他的歡欣和愉悅,也感受著不同作家通過文字勾勒出的中國以及生活在其中的眾生萬象。對他而言,這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國度,身雖從未踏入半步,心卻早已徜徉萬里。正是因為閱讀,他開始了自己的中緬翻譯之路,嘗試著將中國作家的作品翻譯成緬甸語,讓更多緬甸人了解中國的文學作品。
2015 年,杜光民獲得了中國政府頒發的 “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青年成就獎”,這是中國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設立的一個政府獎項,每年都會評選出在介紹中國、翻譯和出版中國圖書、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作出重大貢獻的那些外國翻譯家、作家和出版家。杜光民因為出色地將中國當代作家莫言的作品翻譯到緬甸而受到中國政府的這一嘉獎。他通過翻譯莫言、余華等人的作品,讓更多的緬甸人認識和了解到中國當代的作家在思考什么,當代的中國人經歷過或正在經歷著什么。從漢語到緬甸語,這種文字之間的轉換,不僅是文學作品的流散和傳播,還代表了人與人、國與國之間更深入緊密的認識和了解。
當代作家麥家在一次針對翻譯家的活動中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所有的沖突都是因為誤會,所有的誤會都是因為不了解,所有的了解都是從你們(翻譯家)手上開始的。” 作為一名翻譯工作者,語言轉換的表象背后,不僅是翻譯工作者的興趣和熱愛,還要有嚴肅和認真的責任意識,從事翻譯工作的杜光民也不例外。開始接觸翻譯確實是興趣使然,但真正開展文學作品翻譯時,許多復雜的問題都會牽涉其中。所以,對杜光民而言,雖樂在其中,但仍需腳踏實地、伏案思索、苦心經營。
 
 
二、閱讀者與翻譯家
 
一個好的翻譯家首先應該是一個好的讀者,而一個好的讀者應該對生活有著細致入微的觀察和體驗,可以用一雙靈動的眼眸捕捉到事件背后的某種深意。對杜光民而言,他首先是一個閱讀者,然后才是一個翻譯工作者。
當作家用自己的生命體驗去創作時,無數的讀者也會憑著自己的生命體驗去閱讀,對于一個翻譯家而言,面對一部小說,閱讀者的身份無疑是先于翻譯者的身份而存在的。每個被作家創作出來的故事都會面臨一段心靈旅行,從某個人的內心出發,途經其他千千萬萬人的內心。就一部外國作品而言,這段旅行只有借助翻譯家的工作,才可以跨越語言和閱讀的障礙,抵達另一世界的彼岸,才能讓故事順利地飄落到人們的心中。
當談及“作為閱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的體悟以及對自己翻譯工作的影響” 這一話題時,杜光民也分享了自己在閱讀余華的《活著》時的一些感想。他說《活著》這部小說極具戲劇性的故事情節讓他回想起多年前他在政府醫院工作時的一段經歷。杜光民大學畢業后,曾在政府醫院工作過一段時間,當時是被派到緬甸西部的一個醫院。“一天晚上,有一位病人因突然暈倒被送到醫院,是一位老太太。醫護人員給她采取了及時的治療,然后讓她住院。稍后,又一名死者被送到醫院,他是一位踩三輪自行車的師傅,送來的人說他是在載一位乘客回家時,在半路突然死亡的。” 在醫院這個治病救人的場所,接連發生生重病和死亡之類的事件并非稀奇之事,但對于那位三輪車師傅搭載的乘客而言,就是一個出人意料的巧合事件。杜光民緊接著講到了這個事件中最戲劇性的一幕,蹬車師傅搭載的乘客恰巧就是先前那位患者的女兒,因為老太太需要住院,她原本想回家安排一下家事,以便在醫院好好照顧母親,卻不曾想在回家的路上,送她回去的蹬車師傅突發不幸。生活本身就極具戲劇性,波瀾壯闊、百轉千回的故事在現實生活中,隨處可見,隨時上演,這位女乘客一不小心就成了故事里的主角。
有時候,不是作家筆下的故事太戲劇性,而是生活帶給我們太多的意外和驚奇,這些生活中的偶然和巧合被有心人拾起來,搖身一變,或許就成了某個人手中捧著的一本小說。當一個人在閱讀文學作品時,現實的生活場景與虛構的敘事場景就會重疊在一起,它會讓人的思緒暫停,進入某種靜止的思考和反思,生活像極了一場不會暫停和重來的表演劇目,每個人都是自己的主角,又都是他人的觀眾。杜光民最后也感慨地說:“人生有時候就是這樣,樂極生悲。還有死亡,當它還沒想找上你的時候,你怎么樣也不會死;當它真的想找上你的時候,你怎么逃也逃不掉。其實人生很短,所以人在活著的時候應該更加好好珍惜。”
除了對世事無常的感慨,杜光民也對作家創作出來的作品有了更深的體悟,對自己現在所從事的翻譯工作也有了更多的認識。他表示,這段經歷對他的翻譯工作有一種無形的助推力,激勵著他不斷閱讀、不斷翻譯,不停地尋找生命中更多被作家定格下來的生活景象。他意識到,翻譯小說一方面是發生在語言層面上的文字轉換,這個層面不太牽涉情感,更多指向翻譯的方法和技能,另一方面更是人們越過語言的差異后,對生活本身的把握和反復感受。
對于杜光民而言,翻譯小說就是要學會在生活里觀摩人生,在小說里尋找生活,并在翻譯的過程中把作者想要表達的生活用另一種文字還原呈現在人們面前。
 
三、在生活中感受文化
 
雖然杜光民從小就學習華文,并在成長過程中閱讀了許多中國作家的作品,但是直到 2015 年,他才第一次身臨其境地將作家筆下的中國形象與現實感受的中國合二為一。“2015 年夏天,我第一次到中國,是到北京去領獎的,那一年我獲得了 ‘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青年成就獎 ’。”2015 年至 2018 年,杜光民總共來過五次中國,不僅感受到了中國四季分明的天氣,體會到了愜意的涼風拂面吹來,而且還更加切身地了解了中國悠遠博深的文化底蘊。“截至目前我已經到過中國五次,其中三次是北京,另外兩次是貴陽和廣州。我居住的地方仰光屬熱帶氣候,全年長夏無寒冬,即便是冬天,有時候出到戶外也會流汗,所以我每到一個氣溫比較涼爽的地方,就會有深刻印象。我到北京和廣州雖然都是在夏天,但這兩個城市都給我留下很多美好的回憶。到貴陽去的時候,剛好是秋天,天氣涼爽。當時我是去參加在貴陽孔學堂舉辦的一個活動。除此之外,我還到了王陽明先生居住過的陽明洞。貴陽之行雖然短暫,但我感受到了中國儒學的魅力。”這種親身游歷的感受,不僅刷新著杜光民對中國當今社會生活的認知體驗,而且,通過接觸這些被濃重的傳統文化暈染、浸潤的人和事物, 他也更能體會到中國作家筆下的中國。
緬甸與中國的云南、西藏一帶接壤,兩國山水相連,文化交流更是源遠流長,兩國之間在文化上有很多相同點,也有著各自鮮明的文化特征。談到兩國之間相似的文化特質,杜光民表示:“我所見過的中國人和緬甸人都很重情重義。還有,中國人和緬甸人一樣,對長者都很尊重,孝敬父母師長,這是很好的傳統美德。”  杜光民曾用四個月零三天的時間翻譯了莫言的《生死疲勞》一書,他表示,選擇將這本書翻譯成緬甸語,除了小說本身的閱讀魅力,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緬文化觀念中的相似性,這部作品中有很多佛教六道輪回的觀念性文化背景。雖然緬甸是南傳佛教,中國是大乘佛教,但相比于西方讀者,擁有佛教信仰的緬甸讀者更能感受到《生死疲勞》里說的一些事,也更容易體會這其中的深意,比如西門鬧死了,輪回成牛、狗、豬等,緬甸讀者比較容易懂。談到兩國文化之間的差異,杜光民表示:“ 我第一聯想到的是,中國人吃飯用筷子,緬甸人吃飯是用餐匙和叉,或者,要依照傳統的話,是用手吃,當然吃前首先會把手洗干凈。其實緬甸人,尤其是在城市居住的大多數人也會用筷子,我們到中國餐廳用餐的時候也會用到筷子。在緬甸,我們管筷子叫 ‘tu’,是從 ‘箸’ 的閩南話發音(tu)演變過來的。” 其實,國家之間的文化差異在我們日?;纳钪凶钅芰芾毂M致地體現,也是我們能直接感受和體驗到 的地方。除此之外,在談論自己翻譯過的《蛙》與《活著》這兩本小說以及其中的女性形象時,也間接提到了兩國文化之間的一些差異性:“《蛙》是我翻譯的第一部莫言作品,《活著》也是我翻譯的第一部余華作品。從這兩部作品中我深深感受到,無論是在哪一個國家,每個時代都需要有像‘姑姑’ 這樣的政策執行者,還有像‘福貴’ 這樣活著并且還記得自己所經歷過的時代,然后肯把自己經歷過的這一切告訴下一代人的,像活生生的一部史書一樣的人物。至于女性的 ‘生育’ 與 ‘死亡’,緬甸有一句俗語,叫作 ‘男人乘筏,女人生娃’,意思是說男人當木筏工人,女人生孩子,這兩件事都是要冒著生命危險去做的。所以在緬甸人的眼里,母親比父親偉大。‘父母’ 這個詞的緬甸語,如果要直接翻譯的話,是 ‘母父’,母在前父在后。中國人稱呼自己的父親與母親為 ‘ 父母 ’,緬甸人稱呼自己的母親與父親為 ‘母父’。”
談到中國文化及文藝作品在緬甸的傳播,杜光民更是以一個從小生活在緬甸的普通人的視角,為我們講述了他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種種中國印記。“ 其實早在20 世紀 90 年代,緬甸電視臺就開始播放中國的《西游記》及《包青天》等電視劇,孫悟空、包青天等角色在緬甸可謂家喻戶曉。” 這些由古代經典文本改編成的電視劇,讓生活在緬甸的人們以更直觀可見的方式感受到了濃郁的中國特質。除此之外,杜光民還談到緬甸人也非常喜歡中國的傳統書籍,如四大名著等,其中把清代曹雪芹的《紅樓夢》翻譯為緬甸語的翻譯家,還因此獲得了緬甸國家文學獎翻譯獎。雖然緬甸人對《三國演義》《西游記》也較熟悉,但讓人頗感遺憾的是,這些中國的古代長篇章回體小說至今仍沒有完整的緬甸語翻譯本。不僅是傳統文學,以魯迅、老舍、 郭沫若、茅盾等為代表的中國現當代作家的作品在緬甸也廣受歡迎。如老舍的《茶館》、郭沫若的《屈原》,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就被緬甸的作家和翻譯家介紹給緬甸讀者。后來錢鍾書的《圍城》在緬甸出版,也受到關注。當談到現如今緬甸的讀者希望能讀到中國的哪些文藝作品時,杜光民表示,緬甸的青年閱讀群體比較向往中國 的武俠小說。
杜光民是緬甸人,但同時,他還有一個身份——華裔。杜光民自然也談及了一些有關華人在緬甸的生活狀況。他表示,緬甸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緬甸的華人與其他各民族人民,都相互尊重對方的文化,同時也保持自己的文化傳統。與全球的華人一樣,緬甸的華人也過春節及其他的傳統節日。“我居住的城市仰光,每逢春節唐人街節日氣氛非常濃厚,會有很多的舞龍舞獅表演,非常精彩。” 此外,他還提到,緬甸在最近幾年實施了改革開放,這同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不謀而合,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也因此日益活躍起來,因為頻繁的文化交流和貿易往來,很多教華文的私立學校也相繼在緬甸創辦起來。
 
 
四、用心良苦: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
 
杜光民對中國及漢語的接觸和熟悉從他的幼年就開始了,因為他的華裔身份,父母在杜光民的幼年就有意識地讓他接觸和學習漢語:“我小時候在課余時間,父母就會送我到華文補習班去學習華文。于是我從小就開始與中文結了緣。”這樣的學習經歷讓杜光民在閱讀中文圖書時少了很多陌生感和疏離感,也因為這樣,他從一名醫生到一名翻譯者的身份轉變也更加順暢和自然:“起初翻譯對我來說還只是業余的愛好,但隨著翻譯并出版了多部作品,我更加愛上了文學翻譯這個工作。當我閱讀到一部我很喜歡的作品時,我就會想要去翻譯它,分享給其他人。” 翻譯對他而言首先是興趣使然,因此他在取舍自己的翻譯作品時并沒有太多的強制性標準,但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標準是要先打動作為讀者的自己,“由于起初翻譯對我來說還只是業余愛好, 所以我從一開始到現在,只要是我喜歡的作品,并且認為應該翻譯的話,我就會去翻譯它。我翻譯的大多數作品,都是我自己喜歡的,翻譯后,才去找出版社出版。當然也有一些作品是出版社建議我來翻譯的。對我個人來說,一個好的作品,最重要的是,它能夠感動讀者的心。”
翻譯,從某個層面上理解,就是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的轉換,在這個轉換過程中,翻譯工作者是最為重要的。因為兩種語言的相遇以及分離是在他們的大腦中開始和結束的。杜光民結合自己在翻譯實踐中的具體問題,談了自己對翻譯這份工作的一些理解和感悟。
對他而言,翻譯作品,尤其是文學類的作品,需要考慮對原著多方面的效果呈現,“這幾年,我翻譯的中國作品,幾乎都是文學類的作品。我認為翻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不僅要忠實于原著,還必須力求傳遞出原著的文學風貌和精神風貌。翻譯小說有時候需要考慮讀者的文化習俗,不能把原文里面的東西全部都直接翻譯過來,這樣讀者會感覺不容易接受。所以在不影響原文的基礎上,需要進行潤色、加工與改良”。杜光民隨即舉了一個實例加以說明,“我目前正在翻譯的《許三觀賣血記》里,許三觀賣完血要喝二兩黃酒。但是,如果把 ‘二兩酒’ 直接翻譯成緬甸語的話,緬甸讀者不會一看就懂,他們會覺得奇怪。因為在緬甸,酒不是按兩賣的。在緬甸,一兩酒的概念相當于一pak 酒。說一兩酒,緬甸人會覺得不熟悉,但一pak 酒就熟悉了。所以我就用了緬甸人熟悉的,一看就會了解的緬甸名詞 pak(發音:/p??/)來取代兩。剛好緬甸的 pak 和中國的兩的量也差不多 ”。量詞 “兩” 對于無法深入了解中國文化的普通外國讀者而言,確實有閱讀和理解上的困難,如何讓本國讀者更貼合文意來理解這些中國的文學作品,是杜光民一直都在思考的一個問題。
當談及如何處理原著作品中的人名、地名等細節性問題時,杜光民也給出了相當詳盡的解釋和回答。在他的解釋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問題會牽涉音韻學方面的理論知識,以及漢語和緬甸語音系統的差別。杜光民先是講了些有關地名翻譯的例子:“之前我就聽一位朋友提到過,委內瑞拉(Venezuela)這個國家的名字寫成中文怎么變成了 wei nei rui la 的發音。我想他指的可能是為什么把zue 發音成 rui。這可能是效仿音譯 ‘瑞典’ 和 ‘瑞士’ 這兩個國名的音譯法,‘瑞典’ 和 ‘瑞士’ 在早期音譯成漢字時可能受到閩南語或粵語的影響,因為‘瑞’在這些方言的發音里的輔音是 /s/(閩南語:/sui/;粵語:/s?y/),而不是像普通話里的發音 /?/。我說這些想表達,中文在音譯外文名的時候,有些地方會依然保存以前的音譯方式。我們在將中文翻譯為緬甸語的過程中,基本上是以漢語拼音的發音為標準來轉寫的,但有些中國的地名卻不能完全按照拼音直接轉寫成緬甸語,而是會依然保存以前的音譯方式。例如,云南省的中緬邊境城市瑞麗,在緬甸語里叫作Shweli /?we-li/。將緬甸語音譯成中文時,也有同樣的音譯法,例如,緬甸的前領導人丹瑞 Than Shwe  /θa?-?we/,中文的這個瑞字,它用在音譯外語時,通常代表 /s/ 輔音。在音譯緬甸語的時候‘瑞’除了代表Shwe/?we/ 之外,它也代表 Swe/shwe/ 輔音。所以丹瑞的瑞,雖然它的緬甸語發音是Shwe/?we/,但按照傳統的音譯方式,就會寫成‘瑞’(rui)?,F任的緬甸副總統敏瑞Myint Swe/mj??-shwe/ 的‘瑞’在緬甸語的發音則是 Swe/shwe/。所以音譯成中文‘瑞’的緬甸名會有兩種,一個是 /shwe/,另外一個是 /?we/ ,這兩個發音音譯成中文時都寫成‘瑞’(rui)。” 杜光民列舉的這些翻譯實例,說明有些地名的翻譯并非完全依據漢語拼音直接轉寫成緬甸語,而是采用以前傳統的音譯方法。而以上提到的這兩種 音譯方法在人名翻譯中也并行不悖,“有一些中國的人名,音譯成緬甸語的時候,也會依然以緬甸人已熟悉的發音來寫。像毛澤東的‘澤’和江澤民的‘澤’,音譯成緬甸語的時候,前者的發音是/si/,后者的發音是/zi/,雖然發音很相似,但在緬甸語的拼法卻不一樣。因為毛澤東的'澤'是依照以前的威妥瑪拼音 tse 加上緬甸人習慣的發音方式音譯的,江澤民的‘澤’則是依照現在的漢語拼音 ze 加上緬甸人習慣的發音方式音譯的。為什么我后面要強調緬甸人習慣的發音方式呢?這是因為緬甸語沒有/?/ 這個元音。”
談到緬甸的翻譯現狀以及中國作品在緬甸出版等問題時,杜光民指出:“ 在緬甸,要出版一部不是從英語翻譯的翻譯作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出版從英語翻譯或轉譯 的翻譯作品的出版社比較多,而從中文直接翻譯的翻譯家也相對比較少。這也許可以說是中國作品在緬甸翻譯、出版中所面臨的一個問題。”  雖然緬甸的出版行業更青睞那些從英語翻譯或轉譯的作品,但是杜光民在翻譯中國作家的作品時,仍然堅持選擇以漢語作品為原本來開展工作,他認為,這不僅是對使用這一語言的作家的尊重,也是對翻譯這一工作的認真負責。杜光民當前的工作重心主要還是放在對中國當代作家的作品翻譯工作中。短短幾年的時間,他已經將莫言的《蛙》《生死疲勞》《紅高粱家族》這三部小說以及余華的《活著》翻譯成緬甸語,目前正在翻譯余華的小說《許三觀賣血記》。談及自己接下來的翻譯計劃,杜光民表示,他計劃將莫言和余華這兩位作家的更多小說翻譯并介紹給緬甸的讀者。
 
 
五、遇到更好的自己與他人
 
杜光民從事專門的翻譯工作雖然只有短短若干年的時間,之前自己也并未受過專門系統的翻譯訓練,但是憑借自己對中國文學的極大興趣,以及自己對翻譯工作認真嚴謹的態度,毅然走上了這條翻譯之路。這是一條讓人頗感孤獨的路,一個人、一張桌、一盞燈、一把椅,沒有歡聲笑語,沒有把酒言歡,只是安靜地思索和琢磨。陪伴他的,可能是夜晚的月光、徐徐的暖風、明媚的春光,當然,還有白紙上一個個靈動的漢字。但走在這條路上,杜光民滿心歡喜。正是因為閱讀,他認識了自己,又因為翻譯,他一步一步遇見了更好的自己和他人。對杜光民而言,他的翻譯之路才剛剛開始,未來,他一定會給我們帶來更多的驚喜。而我們,除了期待,就是安靜地等待著他帶來的驚喜。

本文轉載自《漢風》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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